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足球成为全球瞩目的中心。然而，几乎令世人瞩目的是，拉丁美洲的队伍正使这届世界杯演变为美洲球队的舞台。原宗主国西班牙队以0比2负于前殖民地智利后，这支上届冠军成了本届赛事最先告别舞台的队伍。有网民调侃道：从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势了四百余年；而这次西班牙队仅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丁美洲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由于他曾以优美文笔追忆这项美丽的运动——《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知名的左派斗士以笔墨为武器，撰写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篇战斗檄文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地残酷的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足；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畅快淋漓的经典之作成为出版界的“长青树”，也被视为拉美左翼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有些年迈“糊涂”了。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著作似乎流露出悔意。加莱亚诺坦言，“我曾想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识和准备。”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大改变，我自己也变化很大。”那本书“属于过去的年代”，“我不能再翻阅它，否则我会感到晕眩。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派的文风过于沉重，我的身体已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了他的新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是多样化的。直至今日，仍有人将一切多样化视为威胁。幸运的是，多样化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幻。20世纪后期至今的东亚兴盛为加莱亚诺的信念提供了一个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增长的十年”或许更让他体会到坚守原有立场的艰难。实际上，相较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称赞的。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或许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就曾忧郁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讲西班牙语”的状况在很长时期内都难以改变。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美民众也开始淡忘历史。有证据显示他们对全球化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热忱，并对前殖民主义造成的伤痛给予了相当的宽宥。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在思潮澎湃的拉丁美洲，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和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持正面态度。同时，2002年和2010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对8个拉美国家民众采访后发现，在关于“外国大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调查还显示，在拉美，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的进退两难，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出现，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句充满激情的口号从感叹引向疑问。这些以往和现在更多强调外部危险的论述，可能不得不转向内部反省，去寻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著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么耐人寻味的会面地点！），探讨两个美洲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已被证伪。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普遍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但吊诡的是，在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也更深远。“在拉丁美洲，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不仅是产权、法治以及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因素，福山也强调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却难以变革。同样，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也导致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的结果，因为其制度安排只顾及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发达之后又重新陷入不发达状态。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曾说，世界上存在四种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是受到一种引力的作用——民粹主义的诱惑。1930年之后，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和动荡的漩涡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装备一个国家思想工厂”。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非受诱惑最深的国家。历经十年增长之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仅与大宗商品相关，而与技术、创新、效率无涉，进步似乎只是在此绕了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仅为0.6%。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成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成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成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