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坛标志性人物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此次回归后，博班接受了《卫报》的专访，分享了他与欧足联之间的互动以及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轻雾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使这座建筑线条陡峭的外观更添庄重。在对街的一栋大楼内，博班正在解释他重返的原因。他与记者们围坐在俱乐部食堂一角，品尝着墨鱼汁烩饭，而这个空间曾经是他在青训时期居住的宿舍。“从情感角度讲，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一页，”博班注视着周围熟悉的场景，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还能去哪里呢？”

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足球界的多个领域。在管理岗位上，博班的每一段任期都虽然短暂但影响显著。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重要角色，积极发声，如果没有这些努力，足球运动的面貌可能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他从欧足联高调离职，外界一直认为这位坚持己见、恪守原则的人物还有更广阔的平台可以施展。然而实际上，他的天地以独特的方式缩小又扩大：在苏黎世和尼翁那些职位赋予的政策制定权和全球影响力已经不再，但没有任何角色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的中心，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审视。

当天的报纸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前一晚球队在欧洲联赛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随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人们都说耶稣是善良的，”他淡然表示，“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对吧？但他们依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又怎么能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句话体现了博班一贯的风格。六个月前，他强势回归，起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历史上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决心重塑这支母队——他19岁就担任队长、34年前离开加盟AC米兰的俱乐部。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恢复活力。对于这份挑战，他并未收取任何报酬。

“我一生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爱这座城市，爱我的国家，”他坚定地说，“那么当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时，我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待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吗？如果我真的拒绝，那就违背了我一生所持守的信念。”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他的愿景，也没有回避那些需要解决的难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的章程修改提案极不合适，该提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了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期，博班随AC米兰赢得了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进入政治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是否有任何遗憾？

“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这一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时起，两人再未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很好，和他的家人也相处愉快。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并清楚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自己的道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任性。我反复权衡，给自己时间思考，也给了别人理解的空间。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一样。”他承认，如果不是那次决裂，他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AC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后，因在一次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一样。

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目前的状况？2016年至2019年期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表示在自己任内，这个一度“惶恐迷茫、失去方向的机构”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地捍卫两人当时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为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辩护的理由——他正是该项目的核心倡导者之一。

博班认为，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性方面的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大不相同，”他说，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所消耗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利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从而“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做法，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完全无法认同。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过于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角色和所有这些事务。”

“最初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应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目标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轨道。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己和国际足联造成的影响。他本意是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组织，但他现在正把它推向这个方向，这是可悲的。”

“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之前所做的所有好事，这并不是因为我和他共事过。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谬的作品’把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的负责人，此次是来进行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情与奉献精神结合起来。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地说，“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培养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中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发展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动容，但这样的思路真的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渐行渐远的足球世界中站稳脚跟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许多核心权力人士都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制从10场减少到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当前的世俱杯赛事形式，他忍不住批评道：“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切地讨论着这些话题，其中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这让人不禁担心，这位曾影响足球发展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地被权力中心遗忘。尽管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使在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考虑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将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了暴力冲突，博班飞踹警察，从而成为民族英雄。与一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克罗地亚抵抗运动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的时刻，并非关于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感到骄傲，为年轻人感到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感到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经获得了历史学学位，从事过记者工作，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深入研究历史吧，”他说。那么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拿起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仍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尝试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